赵胜是一名流水线上的拾荒者。每天，他紧贴着一条传送带工作，扫视、摸索、拆分，快速从里面分拣出塑料、金属、橡胶等可回收物，扔进身后的编织袋。

  这里是北京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，一天要处理5000多吨生活垃圾——相当于北京生活垃圾日产生量的五分之一。近十年来，赵胜所在的明珠洲际科贸有限公司承包着阿苏卫的生活垃圾分拣、回收项目，每天承担1600吨－1800吨的分拣量。

  赵胜的工作是把垃圾分类做到极致。光是塑料，他就能分出十几种，而且还能分辨哪种更值钱。比如，光是一个饮料瓶，瓶盖、瓶身、包装纸的材质是不同的；拿到一个透明塑料储物箱，要把彩色的把手从箱体上掰下来，两者材质不同，透明的更值钱些。

  经历过流水线上的分拣后，挑剩下的垃圾被用来焚烧发电、填埋；而那些拣出来的，将在造纸厂、塑料制品厂、金属制品厂重获新生。

  赵胜们来自偏远、贫瘠的乡村，仰赖城市里的生活垃圾维持生计。他们在垃圾桶、垃圾楼、工厂式的垃圾分拣车间里寻寻觅觅，他们中也有一批人，蹬着三轮车，沿街叫喊“收废品喽”。

  最鼎盛时，北京拾荒者数量达到17万人。这一群体受到的评价极为两极化：一方面，拾荒者之间的交易未被纳入国民经济系统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回收的废品量和送往垃圾处理厂的垃圾量相当，为北京省下一半垃圾处理开支。一方面，他们缓解了城市垃圾围城现象；另一方面，他们游离于监管之外，在生产、交易中制造环境污染。

  在非首都功能疏解、环境整改治理、垃圾分类等一系列政策的裹挟之下，北京拾荒群体的生存空间愈加狭小。

  30多年，宛如浮萍流荡，起落沉浮。拾荒者的前半生，是底层追逐更好生活的写照，也是城市垃圾对策变迁的生动切面。过去，他们因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而出现，未来也必将随着“不平衡、不充分”问题的缓解而消失。

  那些被人们扔掉的东西，破袋而出，重新在传送带上展露真容。赵胜说，垃圾里有一切你能想到的东西，肮脏的、腐臭的、涉及主人隐私的，也有让人兴奋的，比如大叠大叠的钞票。

  北京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，垃圾分拣车间内，分拣工在工作。摄影/《财经》记者 俞琴

  垃圾里捡到钱，是分拣工们津津乐道的事。赵胜的上司老夏说，早年有个分拣工突然离职去做生意，后来他听说，这人从传送带上捡到一个包，里面有几十万元现金。就在老夏向《财经》记者讲述这个未被证实的传闻时，几名分拣工附和过来，分别说起他们熟知的其他版本的分拣工捡钱致富故事。不一样的时间、人物、数额，却有着同一种功效——足以激励平凡岗位上的他们分得更仔细、拣得更有劲。

  就连不怎么进分拣车间的老夏，也交过一次好运。几年前，老夏在车间检查，瞧见传送带上一件衣服口袋鼓鼓囊囊的，下意识拿过来翻了翻，里面塞着一叠钱，回去一数，整整7900元。不过现在，这种好运越来越罕见了。分拣工们归纳出两个原因：电子支付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现金交易，纸钞用得少也丢得少了；反腐败卓见成效，往垃圾桶丢巨款的贪官少了。

  对赵胜来说，脏没什么不能忍受的，“反正这个皮带，一下子就过了，脏的（东西）又不伤手”。

  垃圾分拣车间大门紧闭。如果没有要紧事，管理层不愿轻易推开这扇门。里面弥漫着一种类似臭苋菜的味道，浓稠的气味非常霸道，一旦粘上衣服，掸也掸不去。“进去走一下，就算马上出来，我也要换身衣服。”一名管理层员工说。

  赵胜的家乡位于四川巴中。山村里交通和经济都不发达，也没有一家公司。赵胜在家带孩子，偶尔做点农活儿。

  2012年春节，觥筹交错间，一位从北京回来的老乡说起，在北京捡垃圾不错，一个月能挣四五千。25岁的赵胜备受鼓舞，过完年，他带着妻子来到北京，成为垃圾分拣流水线上的两个小蓝点。

  和赵胜一样，他现在的领导——巴中人许际才的命运转折点也出现在25岁。1986年，许际才月入不到30元。一位姓雷的老乡告诉他，上北京捡破烂，一天就能挣30元。

  许际才说，老雷回北京那天，什么都没带，就带上了自己家的三兄弟。他也很想去北京闯闯，像老雷一样月入900元，于是恳求老雷：“把我也带上呗。”

  一张12.5元的火车票，把他送到北京。来自钢铁企业的废材，有铁也有水泥，用个锤子把里面的铁剃出来，废铁能卖二毛五一斤。一天下来，许际才果真能挣到二十几元。

  “我们当时相当苦。”许际才说，刚到北京时，没有固定住所，用块塑料布蒙住被子，和锅一起随身带着。白天到处捡废品，走到哪里，晚上就在哪里休息。

  偶然的机会，寄居粪库的许际才遇到一位下来调研的官员。这人是王维平，当时在北京市环卫局工作，负责管垃圾场。王维平回忆，看到数九寒天住在粪库里的许际才，觉得他特别可怜。

  1988年，许际才和另一名巴中人辗转找到王维平，说想去垃圾场捡垃圾，请他帮忙写条子。王维平答应了。

  “当时我没什么循环经济、可持续发展的概念，仅仅出于怜悯之心，觉得这些人不容易。另一个考虑就是，你捡得越多我越省钱，就不用去花钱焚烧了。”王维平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

  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北京就成立了国营的废品回收企业。到上世纪70年代，二环路内出现2000多家废品回收站，几乎每个胡同都有。

  “但是自打许际才他们一进京，迅速地把这支队伍给击垮了。”王维平说，拾荒群体的优点是不怕丢人，背着一个破口袋，一个垃圾桶一个垃圾桶翻。废品回收企业的正式职工不会这么做，出于面子，也有体制上的原因——不管回收多少废品，月薪都是固定的。

  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，四川巴中、河南固始的农民受到高收入诱惑，前赴后继涌向北京。一如现下蜂拥而去BAT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城市白领们。

  往后数年，北京拾荒群体数量迅猛增长。据王维平撰写的《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》称，20世纪末，在北京拾荒的外来人口有8.2万，其中约4.6万来自四川，约1.7万来自河南，约1万来自河北，约1700人来自江苏。

  拾荒江湖滋生出大量恶性事件。1996年，许际才等人又找到王维平，说了两件事。首先是自称因王维平帮忙写条子进垃圾场而“发了大财”，想要报恩。第二桩是，北京垃圾回收市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，以拾荒者户籍不同分成了13个帮派，这些帮派甚至有各自的“武装”，为争夺地盘，每年都有打架、斗殴等事件发生，还有人为此丧生。他们想借助王维平的力量为四川帮“扩大地盘”。

  “我当时就萌生了调查这支队伍的想法。”王维平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几天后，他召集各个帮派负责人聚餐，想要调查各帮人数、盘踞地点、主要营生及人均收入。

  王维平说，为减少恶性事件，他给各个帮派分了工：四川人捡垃圾（社区垃圾桶、垃圾中转站、填埋场、处理厂），河南人收废品，河北人在四环路外接应负责向外运输再加工，江苏人则主要搞泔水和地沟油。这一拾荒格局延续至今。

  呼之欲出的垃圾分类立法，让流水线上的拾荒者认为，月入四五千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

  继上海开展强制垃圾分类后，北京的垃圾分类立法工作也已经提上日程。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修订在即，草案预计10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。

  王维平说，目前，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已进入减量化、资源化阶段，而垃圾分类正是实现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的措施之一。

  就像排斥电子支付在取代现金支付一样，流水线上的拾荒者也对垃圾分类感到反感。他们担忧的是，垃圾分类后，送到末端的就只剩下不可回收垃圾了。那么，垃圾分拣流水线便没有存在价值了，他们也将面临失业。

  “大不了不干这一行了，不挣这么多钱了。”赵胜说，他还年轻，随便什么时间都能在城市里找到其他工作。

  54岁的徐治新没这么乐观。他和妻子是“非典”后来北京的，刚开始在填埋场附近捡垃圾。一个月下来，两人能有8000元－9000元收入。他认为这份收入还不错。曾有人找徐治新去填埋场种树，他给拒绝了，“搞绿化挣不了多少钱，一般也就3000块钱。”

  2009年，徐治新成为许际才手下。他在流水线上做过分拣工，也开过铲垃圾的铲车，前后工资变化不大。徐治新说，要是分拣项目没了，年轻人还可以出去创业，但像他这个年纪，就特别难找到新工作了。

  王维平说，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是个四部曲，先后经历了“眼不见为净”时期、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期、焚烧时期、减量化和资源化时期四个阶段。拾荒者的身影贯穿始终。

  第一阶段，北京把生活垃圾运往郊区，“随便找个地方堆起来，简而言之就是眼不见为净”。久而久之，垃圾就围城了。北京市在1983年做过一次航拍，大致沿着现在的四环路一圈，仅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个。

  随着北京申办亚运会、奥运会，城市摊大饼似的发展到了四环。这时候，北京开始建设垃圾填埋场、垃圾收集运输体系。之后，生活垃圾被运到垃圾填埋场，“找个坑就填”。

  不管是堆起来还是填起来，都会污染地下水，周围臭气熏天，同时还产生大量甲烷——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。

  彼时，拾荒者的大本营，大多驻扎在垃圾堆放场周围。1997年，王维平曾挨个去13个帮派的大本营调研，周末就和拾荒者住在一起。最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是难闻的气味。难闻到什么地步？大本营里冬天都有苍蝇。不管是那的蟑螂还是绿豆蝇，个头都很大，一点也不像北方常见的。

  三九天，饭碗一捧，一层大绿豆蝇就在上面趴着、围着，王维平把它们扇开，马上又聚拢回来。

  随着填埋场建成，拾荒者聚集到了填埋场附近。不过，由此产生的隐患也很多。汽车卸垃圾，来回冒土扬烟，偶有意外伤人事故发生。

  第二阶段，是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代。“标准化”是指把填埋场的危害降到最低，具体做法是：填埋场下铺设七层防渗措施，防止地下水污染；分区填埋，倾倒的垃圾当天压实、盖土；把填埋场产生的甲烷倒排出来，用于集中发电；对填埋场的污水进行处理。

  国际上，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采用标准化垃圾填埋场。1994年中国首座标准化垃圾填埋场，也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建成投产。

  新对策没有完全解决矛盾。首先，防渗膜的有效期为12年，过期后，还是会污染地下水；第二，填埋场产生的甲烷仅有一半能被有效收集；第三，填埋场占用大量土地，一旦填满垃圾，很难重新被利用。王维平说，这种土地上，盖房子地基不牢，绿化也不行，堆体里不断发热，树种了就烧根。

  第三阶段，以焚烧为主的多样化末端解决方法。当北京计划建造第一座垃圾焚烧厂，也就是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厂时，遭到了民间反对。据王维平回忆，2009年，全国多地出现抗议垃圾焚烧的。反对者认为，焚烧是把固体污染转化成气体污染。

  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官员让王维平出面和反对者做沟通。王维平带着反对者去日本参观了垃圾焚烧厂。在日本，垃圾焚烧厂一墙之隔就是幼儿园。“参观过程中，他们慢慢了解到，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是烟气净化，有60％的投资花在烟气净化上。净化到什么程度呢？比烧油的炉子、烧煤的炉子都干净。”王维平说。

  也正是这一年，许际才承包下阿苏卫的生活垃圾分拣、回收项目，进入了城市生活垃圾的末端分拣行业。他招了100多位拾荒者来当分拣工，行情好了，多招一些，行情不好了，少招一些。

  截至2019年2月，中国（不包含港、澳、台地区）在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已经突破400座。王维平认为，垃圾焚烧还不是处理垃圾的最理想方式，垃圾对策的上策是第四个阶段——减量化、资源化阶段。

  他给出了三个理由。第一，垃圾焚烧厂即便能克服“人类一级致癌物”二英，但产生的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氮氧化物、硫化物等还是存在污染。第二，焚烧的产物之一飞灰属于危险废物，处置过程中暴露很多问题。第三，焚烧厂的炉渣率有23％，大部分最后还是要填埋。

  早上7点不到，李军一家驾驶两辆货车，从居住的西六环出发，开向北京石景山。他们将在一个小区外支起摊位，迎接附近居民，也迎接骑着三轮车来送货的、更下游的废品回收者。

  李军回收各式各样的废品。每天最多能收2吨纸、1万个矿泉水瓶，还有铁、铜、铝等金属。一年下来，刨除花销，有10多万元收入。在李军看来，这些是辛苦钱，“本地人估计干不了”。

  李军来自河南固始，曾在北京东北旺卖过十年菜。随着中关村软件园拔地而起，菜场消失了。在亲戚介绍下，他进入废品回收的行当，这是个技术活，“有时看似是一块铁，其实是一块铜”，他花了一个月摸索和学会。此后一干就是十年。

  收旧货也要通关系。废品回收的执照难办，大多数人无证上岗，难免被驱赶。挂靠正规公司太贵，还要服从管理。最后他凭着执拗的脾气立足单干。

  到了深夜，满载废品的货车驶入位于西六环的废品回收站。这是一个藏在巷子里的大杂院，门口没有标识，走近才发现别有洞天：占地12亩的大杂院，被隔成十多个小院，分别回收纸、铁、铜、铝、易拉罐、旧衣物、塑料制品等。

  夜幕中，李军要忙活一两个钟头，把分类好的废品逐一卖给各个打包站，也就是每个小院的所有者。

  四环外原有82个废品交易集散地，这些交易点连接着城里的废品供应商与城外的废品加工厂。收购商从这里买走废品，运往河北、山东等地的废品加工厂，比如玻璃运到邯郸，金属运到霸州，塑料运到文安。

  2016年，有81个废品交易集散地先后被取缔，仅剩下一家位于西南五环上的正规军。

  李军说，从前，玻璃、木头、泡沫都能卖掉。现在，这些便宜的，或是体积大的、易引起伤害的废品，已经逐渐退出了交易市场。许际才的流水线也不再分拣废塑料布、餐盒、橡胶鞋底了，尽管这些废品都有下游加工商。

  废品回收得越少，垃圾就越多，这在北京垃圾增长量上也有所体现。交易点大批取缔的2016年，北京市垃圾增长率超过10％，而往年，这一数字维持在3％左右。

  一名废品回收业人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北京非正规的回收站最多时超过200家。现在大约还剩100家，它们陷入“被勒令拆除、死灰复燃”的循环中。它们越搬越偏，隐藏在六环外，等待城里城外穿梭的李军们——行业内将这些收集废品、将其分类和运往回收站的车称为打货车。

  两年前，李军最常去的石景山衙门口回收站被拆除，他追随被疏散人员建立的新站，从五环搬到六环外。五环以内收废品的三轮车司机们没法驱车20公里赶到六环外的回收站，只能由李军这样的打货车司机扮演“二道贩子”的角色。李军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相比五年前，他现在能收到的废品多出了三分之一。

  李军的经验是，如果回收站多，打货车司机们可以分头卖货，免去排队，并且在站与站的货源竞争中获得更美好的价格。在回收站最少的时候，他和来自西城、海淀、丰台的司机一起，排过两小时的队，“夏天在车里等这么久，太费劲”。

  2017年大兴“11·18”火灾后，北京南边的废品回收站曾被大量关闭，只剩下两家，队伍排出上百米。打货车司机们只好往昌平、河北燕郊跑，舟车劳顿和增长的油钱吞噬着他们的精力和利润，回到家歇下可能是凌晨2点以后了。

  李军建了一个微信群，把藏在北京西边各个角落的打货车司机、回收站经营者拉了进来。

  他的本意是，司机们能在群里相互知会，哪段路上遇到了交警查车。为了装载够多的废品，这些货车往往都超长、超高。

  司机们交流起更多详细的信息。打货车司机基本是李军老乡，群里时不时地有人要回固始，发送车找人或是人找车的信息。

  哪家回收站关门了、哪里哪天几点新开业，他们也会发消息通知，免得有人白跑一趟。还有人把废品报价发了上来，最新的一条是，在某个打包站，干纸每吨收1350元，湿纸1200元。

  打货车司机的小聪明成就了一个充分透明的市场，也成了一些打包站经营者们的噩梦。

  “不知道多少人都想‘揍’他（李军）。”纸类打包站的90后经营者万宏俊（化名）说。

  万宏俊来自一个东部省份的县城，在北京回收报纸、书本、纸箱子等，每天少则70吨－80吨，多则120吨。刚来北京为亲戚工作时，由于大棚里粉尘堆积，他十天就犯一回扁桃体炎，慢慢才习惯过来。

  万宏俊本就厌恶打货车的行径。许多人送来的废纸里掺着沙子、泥巴、木板，还故意往里头层层浇水。货物数目庞大，废纸打包站很难做细致的分拣，一般只会把塑料袋、打包条等取出来。有时他明知有问题，也只能收下，不敢对这些司机说重话，怕他们不再光顾。由于坏纸比例高、杂质多，打包站曾多次被造纸厂扣钱——总价的15％、30％、70％甚至100％。

  李军的微信群可以影响到大兴、丰台、石景山和昌平的部分地区，里面至少有15个不同的废纸打包站的人员。打包站都想多收货，只能拼价格，周边的价格都被带起来，谁带头降价50元，第二天货源就会明显变少，一天都瞒不过去。

  经营废纸打包站的人们建过群。该降价的时候能统一意见，可造纸厂一旦缺纸，如国内禁止进口废纸之初，或每年8月纸价上涨，打包站看到盈利机会，就会涨价、多收货。原先是悄悄地涨，有了群以后，所有人都知道了。

  新开的回收站，为吸引货源，有的发红包，有的赔钱收货，一周后再降价，也能留下一些把路跑熟的司机。但他们没办法避免的是，一家家回收站倒下、重启，利润越来越薄，生意越来越难做。

  打包站的经营者和帮手一般就住在站里搭起来的棚屋内，三四年时间里，万宏俊换过四个住处。

  他最初驻扎在李军过去常跑的石景山衙门口，那里的回收站足有17万平方米，价格和利润稳定，但由于环境脏乱，2017年被政府拆除。有记者在暗访时发现，回收站存放着大量来源不明的液化气罐，回收电线时不会询问来路。这里有上百家打包站，光收废纸的就有9家左右，拆迁后，人们往哪儿走的都有，跑散了。

  万宏俊接着在房山干了不到两年，在2019年搬到丰台某镇。只营业了28天后，他又被通知得搬离。同镇的另6个回收站，在镇政府勒令下，也四散去了其他地方。

  他不敢怠慢，找到了四五公里外山上的一片地，过去曾有过打包站拖着不走、政府工作人员前来强制关停的案例。新的回收站在8月正式开张，他不免担忧，山路窄，不好走，拉两三吨货都挺费劲，电信手机打电话老断线，山脚下的一个回收站还在司机上山的必经之路上。定高价、压缩利润是他没办法的选择。

  “一搬三年穷，搬两回离宣布倒闭也不远了。”万宏俊算了算，这次至少损失40万元。交给上一个房东的三个月租金没有退，还被赖着，即便合同里有退租约定。找挖掘机来浇筑地面一次性投入的10万元打了水漂。停工两个月，手下五个老乡兼工人每人每月的6000元的工资不能停。

  他还丢了个稳定的单子。一家公司承包了固定街道的废品回收业务，手下二三十辆车原先都会到他那儿卖货。但这钱并不好挣，在他看来顶多算冲个量。公司的经理跟许多有名气的打包站有联系，擅长压价，每天也有人来找他收提成，一吨废纸50元或100元。

  拥有万宏俊这样经历的人不在少数。在回收行当，能干多久、干到哪天，人们心里都没底。能开两年的回收站实属长寿。

  和万宏俊一样，李军的忧心事也有很多。比如，他在北京没有社保，前景不稳定，也没有想好未来要不要交。再比如，他们家国三标准的卡车今年11月就没法上路了。旧车只跑了7年，他嘀咕着法定能开15年。报废一辆车给1万多元，买时花了8万元，再买一辆新车得花13万元，相当于一年白干。他也担忧，说不定哪天国四也没法上路了。

  当初同他一起来北京干回收的老乡，大多数都改行了，开车、去印刷厂、回老家的都有。徐福声是李军的老乡，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近30年，最终选择了转行，原因是“没正规的地方，干不长，老是搬家”。

  王维平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北京拾荒者人数在2014年、2015年到达最高峰，有17万人，现在还剩不到10万人。近年来拾荒群体萎缩，有北京疏解人口的原因，有废品交易集散地大量取缔的原因，也有生活成本提高的因素。

  “哪一行又好做呢？回老家啥活都干不了。地少，一年除了化肥、农药，最多能剩1万元，加上吃吃花花和红白事，还能剩下什么呢？”李军说。

  2016年，王维平发现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被列入了北京的禁限目录。他的第一反应是，“这不行，得找市里领导反映。”

  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，被认为是解决北京“大城市病”的唯一出路。为区分首都核心功能和非核心功能，北京市政府办公厅2014年7月正式对外发布了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（2014年版）》，并于2015年底发布修订后的新版本。

  “没有拾荒者不行”，王维平说，目前，北京的垃圾末端处理设施都在超饱和运行，北京需要拾荒大军这支队伍来回收废品，为垃圾减量。据王维平估算，拾荒者每年为北京省下37亿元垃圾处理费。假如没有拾荒大军，垃圾收集运输解决能力将不堪重负。2016年，81个废品交易地取缔后，垃圾量一下增长了10％以上。

  2018年发布的禁限目录相比2015年版进行了73处修订，对与百姓生活紧密关联、社会关注度高的生产、生活性服务业予以细化修订，给符合区域布局要求的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产业保留了一定发展空间。其中在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中，对餐厨垃圾处理设施、再生资源回收分拣中心、工业固态废料处置利用等保障城市运行项目不予禁限。

  至于那81个取缔的废品交易集散地，政府正在采取新措施。王维平说，北京市规划了12个－13个新的集散地。目前还没有到征地环节，等征完地还有一系列手续要办，可行性研究、环境评价、特许经营等，中间需要1年－2年的时间。

  按照最初的规划，新的废品交易集散地外边，得挖一圈宽1米、深1.5米的防火沟。集散地里面要建一道墙，把生活区、交易区分开来，严禁在交易区里生火做饭。摊位之间按照废品种类隔开来。每个集散地里还要有两辆消防车。

  不过还是有人提出包摊位的形式不行，出了危险管不住。所以摊位形式取消了。“现在的设计是，到了垃圾集散地，用几个传送带进去，再由人工来继续筛选，分选完了以后让他们卖去。效率更加高了，也更安全了。”王维平说。

  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、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认为，城市里的拾荒者没有单位，也没有劳动保险，他们本身是需要让社会解决的问题，而不是让拾荒者一直存在。

  “拾荒者迟早要消失，这恰恰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。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，拾荒者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的一个体现。在城乡差距很大、社会的保障不是很充分、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下，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群体，“就像网上说的，不是因为生活所迫，谁愿意把自己练得一身是本事？”

  刘建国承认，拾荒者使城市垃圾减量，并且是以成本比较低的一种方式。但在他看来，其实成本是外部化了，“很多东西要全社会来担，包括对他们本身的健康医疗，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治理。”

  刘建国称，很多回收、处置废品的作坊手续不全，缺少安全、消防、环保设备。过去管理的触角没有延伸到这一些地方，助长了这个行业的生长。另一方面，拾荒者本身也在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。因此，这样一种让垃圾减量的方式是不值得鼓励的，而应该找到一种更加文明、更加现代的方式。

  刘建国认为，政府要把拾荒者纳入规范的管理当中，不能像过去一样，游离于监管之外。只有跟现代化的企业一样发展，才是有生命力的。比如有的地方，有环卫部门、企业吸纳了这些队伍，使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，促进了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系统“两网协同”、“两网融合”。

  宋国君认为，垃圾分类应当作为一个职业，成为受劳动法保护的工作岗位，使得从事垃圾分类工作的人能获得健康、安全方面的保护。

  生活垃圾分类就是一个契机。宋国君说，在生活垃圾分类的趋势下，会有大部分社会化的公司进入垃圾细致划分领域，比如一个社区里，厨余、其他垃圾分别单独拉走，可回收物还需要二次分拣，把不同的材质分开来。以台湾为例，从不分类到分类，在垃圾细分、回收利用领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。

  许际才正在向社区寻找生机。他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应对垃圾分类政策，他的出路是，把末端的分拣项目挪到前端，进小区、商场、学校去分拣废品。

  但很多问题尚不确定。现在他位于六环的分拣项目，有宽敞的分拣车间、污水处理厂、便宜的职工宿舍，但工人到了主城区的小区、商场后住哪儿？废品堆放在哪儿？政府会允许他在市中心建分拣车间和污水处理厂吗？

  “如果没有排污许可证，是不让你干的，因为现在对环保的要求很严。”许际才说。

  万宏俊年初所在的那个回收站关停后，有人不死心，继续住在原处标着6元一天的集装箱板房里，观望这里是否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。

  对万宏俊来说，逃离这一行，是一个选项，也是一次冒险。彻底离开，需要转让打包使用的机器，废纸打包机的价格为30万到70万元不等，如果后悔了想回来，未必有资金再重新投入。不转让，机器太大，也没处搁。

  他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规划一些土地，把现在几乎都处于灰色地带的废品回收业正规化，利润可以少一些，至少能稳定下来，踏踏实实干一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