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生与书相伴，从家门到校门，从读书到教书，教书仍然是在读书。我确定自己的学术方向是在人民大学，它几乎占了我整个一生。在人民大学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：从1953年开始有效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到1980年，属于接受哲学教育的启蒙时期；从1980年至今为独立研究探索时期。这两个阶段当然无法截然分开，它有一以贯之的东西。无论是国家困难时期还是我个人有点儿坎坎坷坷，都没有动摇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，但从我写作的关注点和风格来说，确实发生了变化。改革开放后第二阶段可以分成三个小段：从学术研究转向哲学随笔，从哲学随笔又转向政论文章。孔子说：“齐一变，至于鲁，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我希望我的变能越变越好。

  1953年我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，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生班哲学班学习。从上海到北京，这是我的学术专业的定格，从此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缘。三年研究生班学习，我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，读了几本经典著作。尽管当时理解并不深，但总算打下了一点儿基础。

  从1956年到1980年，各种政治运动比较多。从我个人来说，做学问还没有上路，也不知道怎么样研究，成果很少。值得记的事，我概括为两文一会。第一篇是发表于《教学与研究》1963年第3期的《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》。在此文中，我特别强调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是不同的。把逻辑证明和实践相并列，认为真理有两个标准是错误的，但否认或贬低逻辑证明的作用也是片面的。辩证唯物主义在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基础上，正确估计了逻辑证明的作用，并科学地阐明了这两者的关系。全部文章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层层展开的。另一篇是发表在《前线期的《服从多数尊重少数》。这是一篇多少有点儿政论性的文章。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，即如何发扬民主的问题。我提出应该重视票决的民主方式，但又不能迷信票决。因为多数票并不表明就是正确的，真理在少数人手中的事并不少见。程序民主不应该绝对化，因此,我提出“服从多数，尊重少数”的主张，而且对尊重少数着墨甚多。当时反右斗争刚结束不久，阶级斗争火药味浓重，提出“尊重少数”应该说是有点儿见识。文章中还批评了西方的普遍自由的观点。多年以后，我重读这篇文章，感到它虽然很短，却不比我后来的大块文章的含金量少。这引起了我对自己学术之路的反思。如果此后我继续沿着独立思考之路进行学术研究，写点儿有见解的文章，而不是无棱无角的学究式的论文，成就可能会更大些。不过这是条有风险的理论之路。真理的探索有时会灼伤探索者的手指，人生的各种偶然性很难预料。

  除了两篇文章外，还有一个会，值得说道。因为它也是我学术生涯中一件有意义的事，我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“鹅湖会”。1960年春，在现为中央党校的校内举行了哲学教科书的讨论会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关于哲学教科书的讨论会，规模不小，档次也很高，主持人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。我是个小小的讲师，主要是去学习、听会。这个会很长，是“马拉松”,共开了两个多月，如果要讨论，仍旧能开下去，哲学问题是个无底洞。

  我此生参加过多次教科书的编写，也当过主编，至今仍不时会参加此类讨论。我有一个体会，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体系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，会增加新内容，会更具时代特色、民族特色。可是要试图推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原理，否定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已经取得的成就，在理论观点上另起炉灶，没有一个成功的。我积此生经验认识到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凡属规律性的内容，只能根据新条件加以运用和发展，能结合中国实际，结合科学发展充实新内容、新材料，编出具有中国风格、中国特色的教科书，而不是任意构建什么新体系。除非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，弄一个四不像的东西，如果这样，就无权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，可以称为专著，称为某某人自己的体系，但绝不能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。

  从学术上说，我的确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。这40多年，可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，各有特点。

  第一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早期思想。差不多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，我的基本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早期思想。我参加集体编写的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》,我写了头三章，并负责对全稿进行润色；参加《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教程》的写作，并担任主编。这两部书最大的特色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，把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，并不是割裂的三个部分的组合。可是由于水平的限制，仍然避免不了“拼盘”的缺点。我个人的专著主要是《走向历史的深处》。这是我第一本个人专著，也是我所有著作中很值得回忆的一本书。除了专著外，这一时期我还重视学术文章的写作，发表的文章比较多，这些文章现实性较强。

  第二，转向哲学随笔。我喜欢读同行中如万马奔腾、有气势、立论难以撼动的好文章。我心向往，但非我所能。我清楚自己才拙，永远写不出这种大眼界大手笔的风雷文章，于是开始转向写随笔。我的第一本随笔是《漫步遐思》。我的随笔最大的特点是立足现实，着眼于智慧的启迪。我的随笔很多都来源于我自身的经验、来源于读书的触发、来源于新闻、来源于对社会事件的观察，总之，不是纯粹从自己头脑中挤出的“水货”。我的随笔中有三篇短文《论后悔》《论命运》《论失败》,看标题是纯哲学的，实际上都包含着我自己人生经历的体悟。在道德教育中，我感到我们没着重于行而着重于说，因此我写了一篇《八十老儿行不得》的短文。据说，有个和尚法号鸟窠禅师，住在树上，精通佛典，能为人指点迷津。苏轼闻禅师之名，前去问做人之道。禅师说：“恶事不做，众善多行。”苏轼很是失望，说这一个道理三岁小孩都知道。禅师答道：“三岁孩儿懂得，八十老儿行不得。”这句话看似平淡，实在对得很。许多道理是平凡的，但能终生恪守、始终不渝却是极难的。“八十老儿行不得”,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同样有这样的一个问题。的确有的人革命一辈子，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条——“为人民服务”就做不到或不打算做。为人民服务，道理深不深？好不好懂？易懂难行。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能终生力行，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。在现实中我们能见到一些人口不离马克思主义，其实就是个幌子，或是说用来应付上级、蒙骗群众的“护身符”,不会照着做，也从来不打算照着做。因此，有人革命一辈子，还是一个“八十老儿行不得”的假马克思主义者。

  第三，时政论文。已经到耄耋之年，我又作了一次改变。大概是从2015年开始，在《求是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、中国道路方面的文章，差不多有二十多篇，这些文章被结集为《一位“85后”的马克思主义观》。我在写一些长文章的同时，还写一些短小、有点儿战斗性的文章。我曾在《光明日报》《北京日报》发表过一些文章，有好心朋友劝我说，你写它干吗，就不怕得罪人吗？我说不怕，没什么可怕的，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，我的任务就是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。我为什么如此执着于马克思主义，坚定地跟着中国？我们这一行当，可不是一般的学术研究，没有强烈的感情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，单纯读书，你也许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、学者、专家，但绝不有几率会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。

  我2019年3月退休。按60岁退休规定，我多工作了近30年。在首批一级教授退休仪式上，学校给我们以极大荣誉，校长发表讲话并献花，对我一生的成就和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。当然多过誉和溢美之词，这是难免的，符合中国人情的。退休嘛，当然如此多多鼓励和慰问。这不能当作真实的评价，人应该有自知之明。我已年过九十，体力和写作能力肯定已经衰退。我看到哲学界新人辈出，有许多非常有思想有抱负的年轻哲学家，非常欣喜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这是历史进步的规律，也是学术进步的规律。我写一首“寄语后浪”的诗：

  “壁间剑鞘莫生尘。”这是我对后浪的期待。想让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、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作出新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