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一种高值可回收再生资源,废纸行业养活了大量小而散的回收从业者,形成了较长的产业链条。在垃圾分类大背景下,这一局面或将迎来一场变革。
7月8日,是清华园内近9000名应届毕业生离开学校的第一天,也是51岁的秦志华和30余位同事们最忙的一天。
在紫荆公寓,3100名本科毕业生和2200名博士毕业生留下了超过10吨重的书籍、超15吨重的包装纸、打印纸和报纸,还有无数废弃衣物与塑料瓶。平均每个毕业生的5斤书、6~7斤废纸,都要秦志华和同事们分类回收处理。有一年,他甚至专门开辟了“证书”分类,捡到了十几张毕业证和学位证。
“今年的书算少的,现在学生好多都看电子书了。”秦志华说。这些只是紫荆公寓一个“位置”的量。在他的管理中,清华这样的“位置”有好几个:家属区、教学区、学生公寓南北区等。
秦志华是清华校园内负责废品回收的公司负责人,2005年开始在清华做废品回收。清华校园占地约6600亩,所有废品都由他们负责。
常常,在清理北部学生区时,南面家属区就有电话打来。秦志华就拿起对讲机,朝着同事喊“南楼有一个”,近的同事就会赶去收。他说,对讲机带芯片,“哪怕你在河南,我吼一声都能听见”。
废品中,最常见的就是废纸,其中大头是快递等包装盒的废纸。网购与物流发展下,中国目前每年产生500亿单快递,使用近50亿包装盒。
在清华,日均快递数量过万,2018年“双11”间更超5万件,校内每日平均回收2吨多废纸板、1吨多书本报纸和文件,涵盖学生宿舍、食堂、超市、家属区等等。
清华是一个半封闭式校园,有独立生活配套乃至公共服务体系,也是一个小社会如何运行的缩影。秦志华在其中受校方维托,全权负责回收处理,拥有注册公司和专业运维人员。
在北京丰台区建于2004年的华源一里小区,垃圾分类还未推广,快递盒等废品多被居民放在楼道或扔进垃圾桶,等着保洁员收取分拣。
一位保洁员说,他们每天分拣后,会有收废品的小贩专门来收。书本和包装纸的在收购价均在1元/公斤左右,这每天能带给她10~20元收入。
小区里一个回收小贩说,他们每人一天大概能收100多公斤,此后用三轮车将这些废纸送至就近回收点,分类装车,然后送往下一站。
秦志华将清华的废纸当天收当天卖,收约1元/公斤,约1.2元/公斤卖至北五环外的海淀区再生资源回收中心,华源一里小区的废纸几乎以同样价格卖到就近回收点,最后送到南六环外。
南六环外大兴庞各庄镇有一个再生资源回收中心。7月11日上午,中心里一个占地3亩地的废纸打包站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,鸣笛声与推土机发动机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露天场地里,3个工人在一堆新拉来的废纸中间选摘和分拣着纸板,一辆推土机来回开动,把选好的废纸推至约5米高的打包机履带上。
废纸随履带往上传递,一堆一堆凌乱地进去,一捆一捆整齐地出来。打包后的废纸仿佛被规训的孩子,呈立体正方形状整整齐齐地排在一边。
49岁的王安平习惯了每日5点起、23点睡的日子。他是这个废纸回收打包站的老板,每天要收购约60吨废纸——到了打包站,吨就是计量单位。
天一亮,就有来自北京南城的各路废纸小贩送货来。回收站入口是一块嵌入地面的自动称重铁板,车在上面刹住,显示屏就自动给出每车重量。
期间,这里有三轮车、四轮小车、重型卡车出入,还有一位年轻人拿了4本硬皮精装旧书来,问他:“这4本,给我10块?”。
“书收得不贵,1200~1300元/吨,最贵是报纸。”王安平说,报纸约2600元/吨,收得贵但量不大,量最大的是各类包装纸板。收来的纸板分为ABC类,最好的是A类纸,也称黄板纸,约1700~1800/吨,一般是塑料膜杂质含量不超过5%的纸箱,只有一些印刷字体,送到造纸厂后转化率能到95%以上;B类为混板纸,是带有一定塑料膜和其他杂质的纸箱,一般是食物礼品等五颜六色的包装箱,收购价约1200~1300元/吨;C类被称为“垃圾纸”,杂质多且含水高,质量最差,700~800元/吨。
王安平说,多数纸是被一些定点商贩送来的,已分好大类,他所雇3个工人主要负责分拣打包。工人们要将包装盒上的塑料、填充物或损坏的纸板挑出,“最多的就是塑料带子”。
如果包装纸上缠塑料带,造纸厂打纸浆时,塑料可能会粘在过滤网造成机器损坏。经分拣打包后,这些纸会以每吨约涨200元的价格发往天津、河北、山东等地的造纸厂,开始另一次循环。
“中国的废纸回收和利用,在全球范围内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。”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秘书长唐艳菊说,中国每年回收约5600万吨废纸,其中包装纸瓦楞纸回收利用率达95%以上。废纸在废品中属于高值,由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开设的回收打包站消化了。“比如你到垃圾桶去看,都特别难找到箱板纸,他们都通过这一些环节被回收分拣了。”
不过有有关数据显示,中国总体废纸回收率还没到50%。据国家规划,到2020年国内废纸回收利用率要到50%水平。
唐艳菊说,有特殊的比例的废纸之所以没能回收,是因其被污染了,要么与垃圾混装,要么被过度包装。目前正大力推行垃圾分类,能帮助进一步提升废纸回收的质量和数量,乃至重塑行业生态。
王安平所在的分拣中心是民营的。除废纸外,这里还分拣废塑料、废金属等,如今贴满了垃圾分类的宣传语。
一进大门,就能看见一句口号:“垃圾不落地,城市更美丽。”旁边的海报则显示着垃圾分类的步骤和意义:每回收1吨废纸可造好纸850公斤,节省木材300公斤。
王安平并不关心这些。比起还未完全落地的政策,他关心的问题更现实:地租60万元/年,工人工资7000~8000元/月,物流成本100元/吨。
每年成本支出约300万元,连年上涨,而废纸行情却不是很好,价格呈螺旋式的波动下滑态势,“一年挣的钱没租金多”。
废纸回收的从业者们都记得,2017年的行情最好,甚至疯狂。那年下半年,出于环保督查整治的压力,中国禁止进口未经分拣的废纸,回收纸及纸板被列入禁止名单,这直接引发国内废纸价格大涨。
据报道,那年9月废纸到厂均价一度涨至2960元/吨,同比涨幅达139%。
“那时候一天都能赚个几千上万的。”王安平说,废纸价格最疯狂时,打包站每天都有5~6家纸厂打电话来抢货,价格就是“海鲜价”,上午涨个4毛,下午就涨个5毛,光差价就能够为他赚得满钵收益。
然而好景不长,过火的市场形势导致大家都开始囤货,库存积压,同时北京开始疏解整治,这波“疯狂的废纸”渐渐熄灭。
“外废”(外国废纸)曾是中国造纸厂的主要原材料之一,地位超过“国废”(国内废纸)。而当“外废”进口受限,国内废纸价格却在一波疯狂后再也没回到高位,甚至还在下滑。
以王安平的黄板纸收购价为例,今年6月初是1700元/吨,6月下旬涨至1850元/吨,而7月初则有下调至1700元/吨。在将进入“双11”、春节等多个关键节点的备货阶段,废纸价格却一直上不去。
唐艳菊说,目前国内从事废纸回收的大多是分散经营的个体户,缺少具有较大规模化的市场主体,如果废纸行业各环节常常互相博弈,没有成规模的企业与契约关系。“所以会随市场的波动,或是造纸厂的定价意愿而频繁变动,主动权完全在造纸厂那边。”王安平也坦承,定价权在造纸厂,他有一天赚得过万的时候,也有赔得想哭的时候。
因门槛低而有价值,吸引大量进城务工人员谋生。有行业人士将这个链条比喻为“从两条腿到三轮车到四轮车”的过程,其每个环节都有利润存在。
目前1公斤的废纸,从最初保洁员手里的1元卖出,到最后造纸厂买入时可接近2元。
依附于这个长链条上的利润,废纸回收逐渐发展成了小散乱的形态,多以亲戚店、夫妻店的形式存在。
“没有自己把关,这生意做不了。”王安平的打包站就是夫妻店,妻子负责收货验货,两口子靠此养活一家五口。
因为若不是亲戚等“自己人”,外雇的人很难避免在收货称重过程中瞒报和吃回扣。“比如工人一块钱收的1公斤货,跟你说他一块五收的,你怎么去查?”在清华做废品回收的秦志华说,为此他给公司30人多采取底薪加提成的方式,“不能发死工资,不然往死里赔”。
更典型的例子是掺水掺杂,这几乎存在于每个环节。废纸吸附力强,掺水能增重,少则30%~ 50%,多至100%,行内将之称作“打水”。
在一家日收200吨的打包站,我在称重处贴出的通告看到,书本和纸板混合的每吨扣100元;掺杂与“打水”的,将扣重且每吨扣100元。
一堆分拣后的废纸中,工作人员拿一个水果箱给我看,“这是掺了水泥的”。我一掂量,这个外观正常的箱子似乎就有2斤多重,来自某家超市,后者售卖水果时靠此加重。
王安平坦承自己曾“打过水”,“行情好的时候才会,一般的情况下不会”。那是2017年行情最好时,“几个造纸厂一天好几个电话要货,我一着急就给打了水,不打水根本顾不过来,也赚不了钱,好多都这样”。
因为不这样做的话,他就会“亏吨”——亲人收验货,也不能完全杜绝他人掺水。一些是故意,一些是包装纸此前被做冷藏等易潮用途,送来后一晒就轻了。王安平说,这样的“亏吨”一天会有好几百斤。
这些因素都导致“国废”质量普遍不如“美废”等外来废纸。“美国那个废纸,撕都撕不动的”,王安平去过多次造纸厂,对国外废纸赞不绝口。
“美废”标准完善,分类细致且统一,分为美废1号、11号等多种型号,一般用一次就出口,国内废纸则会用多次,“质量最差的是月饼盒那种包装纸,一撕就撕开了,掺杂最多”。王安平说,打包站里C类垃圾纸通常会被用作这类包装,用完后再也不会回收。
唐艳菊说,目前国内行业协会有制定国内废纸标准,但更多属于倡导和引导性质的。在真实的操作中,每个纸厂都有自己的分类标准。
“国内的回收体系导致了其废纸基本没质量约束;国外供应商相对更大更规范,以出口为主,必须得有一定标准才能签订长远协议。”
这些都与秦志华无关,由于是学校合作伙伴,他甚至连废纸价格的大起大落,也不太放在心上。
处在链条的前端,他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利润被此后的种种环节吞噬,每公斤固定赚取2毛钱差价利润。真正让他感受到危机的,是垃圾分类。
2018年,清华大学所处的清华园街道开始推动垃圾分类,与某环保科技公司合作,采用当下颇流行的“积分换礼物”的方式在旗下9个社区推行,这中间还包括校内家属区。这导致了秦志华所收的货源有所减少。
前段时间,街道相关负责人来找他,提出双方合作,整合收编他旗下的人员,统一整个街道的垃圾分类和废品回收业务,“来分这块蛋糕”。
秦志华很气愤,把对方骂了回去。他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对方没有相应从业资质和营业执照,后者则是专业废品回收需要的。
秦志华的公司有执照和资质,但这只是个例。而在北京乃至全国,大量废品回收者乃至中小型打包站都以无证经营的形式存在着。
王安平坦承,他的打包站没有营业执照,员工没有社保,开税票都需要走天津的一些公司。他以员工的名义挂在分拣中心所属的公司旗下,每年缴纳场地租金。
“垃圾分类,目前对我来说没啥影响。”王安平觉得,即使垃圾分了类,废纸也得往他这样的后端回收与打包站送。场地租金过高,现阶段才真正让他头疼。他打算最近去房山区考察,“听说那里只要一亩地几万”。
唐艳菊说,垃圾分类对行业的影响对将不仅体现在前端,还有后端,只是短期内很多人还看不到。
“现在垃圾分类主要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,企业会拿到一定年限的经营权。在此期限内,企业不仅要做前端垃圾分类,还要进行后端回收体系建设。后者的建设是非常专业的,需要行业基础和渠道优势,政府不可能将其委托给没有营业资质的后端小打包站去完成。”
唐艳菊表示,未来一段时期内,中国废纸回收利用行业都将呈持续发展状态,需要改变目前废纸行业分散混乱的状态和秩序,走规范化和规模化的道路。这一点,她和协会多年前就开始在不同场合呼吁,“垃圾分类正好是一个契机,去推动这个变革”。
这也可以解释,清华园街道及其合作企业为何会找到秦志华,提出合作收编其回收人员,统一做清华园的垃圾分类和废品回收。
秦志华不以为然,“垃圾分类,说白了主要是把厨余垃圾分离出来,这也没什么难度,技术上的含金量与跟专业化的回收不一样。一个是政府行为,一个是完全市场化行为,不是一回事儿”。
秦志华的合同三年一签,目前还剩一年多。目前形势下,他也不清楚合同到期后校方是否会转包他人。早在三年前清华园开始推广垃圾分类时,他就预感到形势不对,开始为转型做准备。如今,他在校内开了水果与奶茶店,还有理发店。“一年后让做就做,不让做就转型。”
王安平没有转型的想法,但他也感到了日子不好过。在北京疏解整治的大背景下,近两年他搬了三次,2017年那场大火后直接停了好几月,很多同行此后转行。他的场地越搬越远,条件还越差。如今这个场地没有顶棚,一下雨纸就会被浸湿,货源也会减少。
据统计,2014年,北京一度有约300个废品回收和打包站,从业人员30万,达历史峰值。如今很多人估计,北京废品回收站只剩100余个。
目前看有两大趋势:其一,每个区可能会建设相对应的大型回收打包站,逐渐规范成为正规回收企业,并向全品类发展;其二,前端将逐步规范,废纸行业格局变化,回收站与造纸厂的关系变得平等,废纸市场形成良性循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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